1

某电视剧中的情节。

一日本武痴在中国找高手比武。

当时公认的顶尖高手是某位老爷子，自然是鹤发童颜、长须飘飘的那种，打赢他，是武功达到某种境界的标志。

但老爷子躲着不见，不跟他比。

日本武痴不放弃，到处找，非得比一下，以验证自己的武功进境。

有一天，机缘巧合，终于见到了老爷子，老爷子还是不比，就是不比，但并不吝于口头赐教一番。

谈到如何才能达到不败的境界，老爷子说，这个简单，有一个诀窍。

日本人瞪大眼睛，满脸期待，诚心诚意行礼，请这位武林大宗师赐教！

大宗师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很简单！你听好了！”

日本人激动的不行了，耳朵都要翘起来。

这时大宗师朗声说道：

“不打。”

日本人直接懵圈。“这....”

大宗师看日本人发懵，于是手捋长须，目视远方，用智者的语气缓缓解释道：

不打，你怎么可能败？你没得败嘛！

说罢，飘然而去，留下日本人懵在原地。

2

先可怜下这日本武痴，别介，叫武傻吧，被我们的神编剧们直接忽悠到错乱！

我想编导们是想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是想说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只不过像现在的某些国学大师一样，理解的过于耿直了！

人家跟你聊技术，你直接“不打”！这就好比人家问你怎么才能避免失败，你直接“别干事”；人家问你怎么才能不生病，你直接“别活着”。

怎么会有这种“不争”呢？

没有“争”，“不争”又凭什么存在呢？

其实“不争”是态度，是手段，是方式，目标是为了达到“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

所以从做事的角度讲，根本就没有“不争”这一说，不争就是不做事，而不做事也无所谓争与不争了。

从这个思路出发，我们可以说，那些不争不抢、品格高洁的人，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在“争”而已。

因为，所有的进取和努力，都是“争”。

3

徐向前元帅给人的印象向来是谦逊低调，沉默内敛，不矜不伐，不争不抢，特别在人事上，似乎无所谓，让干嘛就干嘛，不让干就不干，很佛系的感觉。

事实上，他也确实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表示，连一丝的抱怨和牢骚都没有！

联想到徐帅在我党我军较为特殊的经历，这一点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！

这是徐向前的“不争”。

比如改编为红四军后，新来的军长旷继勋是公认的能力不行，从实际表现看，也确实如此。

许继慎此时虽为下级的师长，但也是直接硬杠他。俩人关系闹得很僵。

张国焘刚到鄂豫皖时，许继慎也直接对这位新来的领导抱怨，军长旷继勋能力不行，而且明确表达出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的意思。

徐向前也持同样看法，也认为旷继勋能力不行，这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的很明白，但在当时，他却没有丝毫表示。

作为对此，张国焘回忆录中说，初到鄂豫皖，在跟徐向前的谈话中，感觉跟许继慎完全不一样。

徐向前的话题集中在“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”，而人事上的种种，并不提及。

怎么说呢？

某种角度讲，许继慎的耿直也算合情合理。

就说完全为公的一面，让更有能力的人做军长，对部队当然更有好处。

既然如此，徐向前的沉默怎么解释呢？似乎就是漠不关心，不负责任了？

当然不是。

一个勤勤恳恳、全心全意在工作上付出的人，他怎么可能对他的事业取超然物外的态度！

从私人感情讲，辛辛苦苦亲手带起来的部队，就像自己的孩子的一样，他怎么可能会漠不关心呢？

广水之战，因为二、三师没按既定计划行动，致使一师损兵折将，深沉内敛、极少发火的徐向前竟然跟当时的军长许继慎“大吵了一架”！

他太爱这支部队了！

既然如此，于公于私，似乎都应该去争一争。

为革命军队的发展，为心里对这支部队的热爱，似乎都应该去争一争。

不争，反而说不过去。不争，从大的方面讲，就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。

因为事实很明白，现在的这位军长不行，你明知道你行，你最起码也能干的比这好，你为什么不去争？

4

在红一军时期，许继慎做军长时，这位喜欢攻城拔寨的英雄带着部队攻广水，损兵折将；打信阳，亦不克；攻潢川，也不行。

一线指挥员应该很明白，当时的红军是不能打这种有耗无补的仗的，不能较这个劲，本钱太小，赔不起！

要说许军长是迫于无奈，为了忠实执行当时的“立三路线”不得不如此吧，在之后的光山会议上，许军长反而因为执行“立三路线”不力受到最多的批评。

所以，我们在承认许军长的勇猛和一定的军事能力之外，也不得不说，他未必能很好地适应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内外状况，未必能切合实际地打好那种情况下的仗。

当时对他的批评，绝不仅仅是执行“立三路线”的不力。

因为徐向前作为副军长，单独带一师活动，对这个不切实际的路线也是采取婉转迂回的应对方式。

在鄂豫皖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，说明特委认定徐副军长执行进攻路线也不坚决。

但光山会议上徐向前受到的批评并不多。在这次会议上，重新选前委，许继慎落选，而徐向前名列其中。

为什么？还得看实际的综合的表现。

当时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，有这样的话：

“许继慎同志虽然在军事知识上是有很多经验，但在指挥游击战术上，不及一师师长徐象谦（原文即用此名）。因此，一般士兵都信仰象谦，对军长的信仰还少一些。”

这份报告的执笔者郭述申可是跟许继慎一起来的，也知道高层基于“铁军营长”的身份对许继慎的能力评价颇高，所以好歹客气一句，然后还是直白地拿这位军长跟副军长兼师长的徐向前相比，并得出其不如后者的结论。

也就是说，从许军长指挥的实际战斗中，以及当时一般人的认知中，许军长不如徐副军长。

这种情况下，以刚才的思路，是不是也应该当仁不让，想办法取而代之？

但徐向前没有。

不仅没有，而且很支持许军长的工作，服从指挥听命令，让攻城就攻城，让打头阵就打头阵，二话不说！

郭述申

5

光山会议后，因为夏斗寅等部再次进犯根据地，应特委要求，红一军南下击敌，一师亦作为先锋一马当先。

照旧是攻城。

先打黄陂的姚家集，又打黄安，两个攻坚战照旧都没成功，而伤亡照旧很大。

三团政委江竹溪即在此过程中牺牲。

接下来突袭夏斗寅刚进驻夏店的一个营，是个漂亮仗。依然是夜袭，依然是急行军突袭。

然后是打新洲城的战斗。

天冷了，红军战士还一身单衣，得想办法搞个棉袄过冬啊，附近新洲城是个商埠，有“小汉口”之称，物质丰富，而且据可靠情报，只有一些民团把守，于是有了突袭新洲的行动。

依然是徐向前率红一师打前站。

依然是夜袭。依然是奔袭。

天正下雪。南方的雪，触地即化，红一师在雪水泥泞中急行，直扑新洲。

这样的天气，又大晚上的，谁能想到红军能跑五十里地来偷袭？

敌人根本就没什么防守，红一师连枪都没放直接就进了城。

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奖赏。

红一师雪泥夜奔很辛苦，自然也有出乎意料的收获。

本来情报说这里只有民团防守，红军就是奔物质而来，没想到却有额外的大收获。

原来郭汝栋的一个混成旅于当夜进驻新洲，红军进城时，他们刚吃过饭，正安排住的地方，混乱嘈杂中根本就不知道红军已来到跟前。

没的说，直接拿下！

红一师轻松地全歼该旅，俘虏了几千人！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质。

不仅如此，而且事后得知，这一次歪打正着歼灭这个旅，正好打破了接下来敌人第一次“围剿”的兵力部署。

说到这一仗我突然联想到为什么有些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容易成事。什么都没有，被逼无奈，得想办法不受冻，不挨饿，还管什么雪夜寒冷，管什么黑暗泥泞，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刻到处奔走，这就容易受到或恰巧碰上那些命运额外的恩赐。

题外话。

6

由此看得出来，徐向前不仅口头上不争，而且行动上也谨守组织原则，严格服从命令。

不仅如此，在涉及到有深厚感情基础的红一师的整编问题时，也是不争不抢不言不说，似乎毫无意见。

但真的没看法吗？怎么会呢！

光山会议两个议题，一是检查领导工作并改选前委，再就是进行三个师的混编。

这个问题在红一军刚成立时就在酝酿。

因为三个师来自三个地区，而且之前基本上单独活动，所以免不了地方主义的倾向，有些师长直到红一军成立后还说“这一师是我们的”这种话。

而三个师混编，有利于打破这种地方主义，真正把三个师捏合成一个整体。

而且，通过混编，可以平衡三个师的战斗力，这样有利于红一军整体战斗力的提升。

所以这次混编意义重大。

但事是人做的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，其实体现出很多难如人意的地方。

二、三师的问题不说，单说一师，徐向前元帅在几十年以后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次混编时，在充分肯定其意义后，仍然认为有不少问题：

“如对一师，拆得太厉害，将一些干部调往外师降职使用，是不妥当的，也是军领导对一师不够信任的表现。”

以徐帅的性格和高度的党性，这其实是很重的话了！

但在当时，他却无一言一语。

仍然是不争，仍然是一切服从组织。

7

徐向前到鄂豫边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先有许继慎来，后有旷继勋来，都是来了就是军长，就是顶头上司，但事实证明，这两位未必比自己强，带部队未必比自己带的好。

在明了这一点的基础上，为公，为革命计，是否应该当仁不让，举贤不避己？否则就是明哲自保，不负责任？

好像是这么回事。

但好不好，看疗效。

旷继勋在许继慎之后来，许继慎觉得其能力不如己，俩人就很不对付。

包括政委，余笃三在曹大骏之后来，俩人也很不对付。

就说全为公，那似乎可以理解成不避恶名，而为革命鼓与呼，仗义执言。

但是，结果如何呢？

结果就是互不服气，你觉得对方不行，对方还觉得你不行呢！凭什么你说了算？

别别扭扭，最终影响了工作，败坏了声名，同志以你为争权夺利，组织上定你为个人主义，破坏组织原则。

事实上确实如此。

囿于个人，当然不觉得有什么，我耿直，我直爽，怎么了，但作为一个严密的组织，是不会允许你自作主张，代组织决定问题的！不论对错！

即便你大公无私，即便你光明磊落。

所以初到鄂豫皖的张国焘，在跟许继慎交流后，先就有了反感，而对徐向前的表现，则印象极佳。

比如另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也是鄂豫皖的老人，戴季英，建国后任开封市委书记，觉得这个职位太低，写信给伟人，要求更高的职位，没想到伟人对此深恶痛绝，反应很大，直接批示：这样的人，应该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永不启用！

理解了这一点，也就理解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。

而徐向前不声不响。

许军长来了，努力配合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；

旷军长来了，努力配合，尽最大努力做尽可能多的工作。

许旷不和，你们先别扭，我且研究下一步的行动，研究怎么打好下一仗。

看似不争不抢，置身事外，但结果如何呢？

于公，自然不用说，多工作一点就多一份好处；于己，则“一般士兵多信任象谦”，则领导和同志“印象极佳”。

所以，许师长跟旷军长别扭了半天，还是师长；旷军长一来就是军长，但不久直接被调整为偏师师长，而其下属徐向前直接升任军长。

这样的人事调整非常罕见！

旷继勋（1895～1933）

8

这就是“不争之争”。

“不争”，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方式。

“不争”，不是故作姿态，以退为进，而是深切地理解组织纪律，而是深谙事物规律，洞彻人心世态。

“不争”，不是垂手无为，而是更高层面、更高觉悟基础上的“争”。

所以问题不在于争不争，而在于怎么争？为什么争？

合乎原则合乎规律合乎具体组织纪律的争，就是进取，就是勇于担当。

为了更广阔的东西，为了工作，为了事业，为了革命理想的争，就是革命觉悟，就是修养，就是道德。

“争”的方式，只能是、永远是踏实的、不计得失的工作和奉献。

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。

不然的话，径取直拿，不管你到底出自什么动机，不管你实际上多么心底无私，但从实际效果看，那就是争名夺利，就是个人主义，就是有害于组织、有害于伟大事业的。

所以，这样的争，本不该有。

于公于私，都不应该有。

这么说，所谓“不争”，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，更是一种清澈的智慧。